文学杂谈｜“广州郭沫若”：从文学家到“革命名流”

广州是郭沫若从文学家转变为“革命名流”的完成阶段。郭沫若在广州因时应势发起的“择师运动”演变为风潮背后，叠加了青年动员、党化教育和国民党左右派之争等多重政治光谱。广东大学学生、各级党部和国民政府的积极介入与推动，对事件的走向与解决起主导作用，郭沫若基本依循各方要求处理风潮。广州的左派却极为认可郭沫若，将他塑造成能为革命带来效益的“革命名流”，而非参与政治军事实践的革命者。郭沫若与革命阵营融入与疏离的反复显现了两者间隐微难察的裂隙，暗示他从事实际革命实践将遭遇尴尬。因此，“广州郭沫若”既是理解郭沫若与政党政治及中国革命关系的重要视点，又反映出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复杂纠葛。

从1926年3月23日抵达广州到7月22日随军北伐，郭沫若在国民革命策源地生活了整整4个月。对时属边缘知识分子的郭沫若来说，国民革命策源地的4个月生活经历对他本应是极大挑战。不过，因“广州的一段生活”和“北伐期中的一段生活”相“蝉联”，郭沫若在《创造十年续编》中只是诙谐地说在广东大学（后文简称“广大”）“吃了一次文科教授们的‘杯葛’”[1]，而未作细致记述，记录北伐生活的《北伐途次》却又从1926年“八月二十四日离开长沙时写起”[2]。因而，郭沫若在自传中也就有意无意地抹掉了他的广州经历。事实上，郭沫若到广州后虽自觉与文字生活疏离，谨慎而积极地介入革命，但因时应势也做了不少讲演。不过，时人及后人未对郭沫若做过类似钟敬文《鲁迅在广东》的材料搜集工作，相关讲演、著述和报道也长期散佚于《广州民国日报》《国立广东大学周刊》《国立广东大学演讲录》中。有学者虽对郭沫若在广州的相关史料进行过梳理研究[3]，却未注意到郭沫若进入革命策源地广州后经历的一些重要事件，尤其是择师运动，使他的形象从南下前“有革命精神之文学作家”[4]转变为“革命名流”[5]，以及带来的新问题。而这些新问题成为理解郭沫若与政党政治及中国革命关系的重要症候。因此，本文以已有及新搜集的部分史料为基础，聚焦“广大”文科风潮，讨论郭沫若的广州经历对理解其思想与行动的重要意义。

一、情理矛盾：“广大”的择师运动

郭沫若初到“广大”，各方就要求他革新文科。郭沫若抵到“广大”第三天，《广州民国日报》记者在专访中就特地询问他文科革新计划。对此，郭沫若回答得颇为谨慎：“因本人初到广州，对于此间情形，不大熟悉，须俟与褚校长及杨寿昌学长详细商订，乃能确定”。《广州民国日报》在报道中却说，28日欢迎大会上将“请郭先生宣布其整顿文科之计划”[6]。作为国民政府官媒，《广州民国日报》的言论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官方对郭沫若的期许。28日，“广大”学生又在欢迎会上询问文科革新计划，大有逼迫郭沫若当众宣布计划的意味。面对学生催逼，郭沫若回答得也十分巧妙：“革新文科事，他自当竭力做去，务祈无负同学所望”[7]。事实上，郭沫若虽是初到广州，但在上海对广东的动荡政局就有所感受。接到“广大”聘书后，郭沫若多方动员创造社成员和他同下广州就与此有关，还因此和王独清、郁达夫发生不愉快。因而，郭沫若虽怀着大展拳脚的想法南下广州，毕竟初来乍到，纵使面对各方催迫，也不敢轻言文科革新计划。

不过，革新文科是酝酿已久的事情。3月初，褚民谊接替陈公博执掌“广大”伊始，文科学生就向其提出“早日请一有学问肯负责之人为文科学长”“革退不良教员”“请另辟一文科研究室、多设参考书籍、以备各生研究”[8]三项要求。“广大”校务革新委员会总结为“（一）撤换不良教师；（二）设立文科图书馆”，但“一路都没有结果”[9]。郭沫若到任后，各方自然就迫切希望他能迅速担起革新重任。对“广大”文科有所了解后，郭沫若于4月8日主持召开1926年文科第一次会议，补选了文科各系主任。在此次文科人事变动中，随郭沫若南下的郁达夫当选外国文学系主任。郭沫若还宣布将亲自负责图书馆选址及图书调拨，“援照理科图书馆”[10]增设文科图书馆。这些举措虽让文科有所改观，但远未达到革新文科的目的。《申报》记者毅庐就认为，郭沫若虽对“文科教务颇有所兴革，惟是革新之方，首在更动该科教员”[11]。

《申报》记者尚作此观察，“广大”学生对郭沫若的举措自然也有不满。4月中旬，朱念民等百余名文科学生联名致信郭沫若和褚民谊，请“将不良教师，一律辞退”[12]。郭沫若起初对此“殊觉碍难照准”：一方面，“广大”6月14日即行放假，届时“旧任教员，自有一瓜替，惟非目前所能中途辞退”，另一方面，学生“所称不良教师，其所授功课，仍有多人选修，不能由片面断决”，但 “念诸君选师求学之心，出于一片至诚，本学期特为通融”，遂于4月20日与褚民谊联名发布择师公告“准许诸君于本月中，对于所有功课，一律从新改选”，以改选结果定教师去留。郭沫若显然知道此举存在不合情理之处，因而为自己找了一套说辞：“一方面，对于诸君与以选择之自由，而他方面，对于教员诸先生，亦示以行藏之取决，殊觉于情理两宜”[13]。“行藏”典出《论语·述尔》：“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去留”之意。郭沫若看来他兼顾了师生两方面：既遵照学生意愿辞退“不良教师”，又让教员提前知晓各自去留情况。不过，在教员去留这一核心问题上，仍以学生所选“不良教员”为依据，没给教员留下选择余地，所谓“情理两宜”只是对学生而言。

公告发布后，引起黄希声为首的26名文科教员的强烈反对。他们不仅呈文政府和教育行政委员会，要求主持公道，还将写给褚民谊的联名信刊诸报端，抢占舆论先机。致褚民谊的信中，他们着重指出布告的不合理之处：“本校定章，开课一星期后，不许改选，系为学科进程，得照预算时间完竣而设”，而郭沫若“于学期过半之后，擅行改选”，实为“蔑视校章，变乱校程”；郭沫若身为学长对“教师良不良，标准如何”“应负审查之责”“今不加审查，一律改选，但凭改选结果为标准，以此为示教员以行藏之取决，其侮辱全体教员，又莫此为甚”。因而，他们以郭沫若“捣乱学程，侮辱全校教员”，不能胜任“文科学长之职”为由，要求褚民谊将其“辞退”[14]，并以罢教相胁。黄希声等人看来，郭沫若于期中让学生重新选课，并以此决定教员去留，既违“广大”校章之“理”，又有伤“全体教员”之情。他们对郭沫若指控言辞上或有过激，也并非毫无道理。申公理的《广大文科学潮批判》就列出郭沫若“违反校规”、“本学期时日不多，徒滋更扰”、置教授尊严于“一纸布告及学生任意取舍之上”、“事前一不经教授会议二不经校务会议”等六种“尤为无当”的手段，但接下来写了一句饶有意味的话：“学长以学生之心为心，想切实整顿文科一切，是谁也赞成的”。因而，申公理认为学潮的“正当解决办法”“一是学长自动地撤消这种布告与布告内的这种方法”“二就是眼前学生排斥的教员们，应早自动地辞职”[15]。因而，申公理对整顿文科、辞退教员本身是极为支持的，只是对郭沫若使用的手段与方法不认同。郭沫若本人也知道布告本身存在情理矛盾，只将布告作为“广大”内部材料下发，并没将备受关注文科改革公于报端。

尽管如此，罢教潮发生之初，郭沫若在褚民谊处看到黄希声等人的信仍“不胜惊愕”。受此刺激，郭沫若于4月22日晚作《我来广东的志望》强调“我们从事于教育的人也不能不以学生为本位”[16]以表心迹。显然，郭沫若认为自己的举动全“以学生为本位”，遭到诸多教员的抵制与威胁，略显委屈的言语中却不无强硬。23日写给褚民谊的公开信中，郭沫若进一步详述文科所开课程“凌乱杂沓”，“讲授者则复笑话百出”的问题；学生在此情景下痛苦不已，屡次表达从新选课，辞退教员“热烈之要求”。针对黄希声等人的指责，郭沫若辩解说期中择师有“先例可援”，且既以“校长为依规”和“学生为本位”之“理”，又体谅了学生选师求学至诚之“情”，“毫无恣肆”。可见，郭沫若已从前面的师生兼顾，转而从学生方面强调择师布告的“情理两宜”。对于停课罢教的威胁，郭沫若仍不作任何妥协，拟“召集科务会议”“暂请在职各教员分担”[17]。郭沫若在信中屡次提及褚民谊与布告的关系，有将褚与自己绑在一起，使其就范，作为自己强援的意思。

不过，褚民谊却不如郭沫若般坚决，面对布告引起的巨大反应，竟自认理亏：“此次所出布告，手续上或有不合之点”[18]。26日的调停会议上，褚民谊更是示意郭沫若撤销布告。褚民谊有所妥协倒是情有可原，毕竟3月中旬上任才遭受法科全体教员辞职的威胁。褚民谊的退让给郭沫若留下了极为不好的印象。郭沫若在《脱离蒋介石以后》中对褚民谊多有揶揄，听说孙炳文之死与褚民谊有关，便随即在《脱离蒋介石以后》中不露声色地写“把卖了孙炳文同志的褚民谊”[19]，后来虽郑重其事地对此进行更正，实则是为自己续写《脱离蒋介石以后》找油头[20]。郭沫若此时却毫不退让，一方面强调“布告已出，革新方针难于变更，教员不谅，致惹起学潮，本人不负风潮责任，如校长认为措施失当，本人只有引咎辞职，决不恋栈”；另一方面又向学生发出布告：“此次四月二十日改选布告，惹起一部分教员同盟罢课之风潮，显系本学长才德不孚之证，业已呈明校长，听候处决，所有罢课教员担任之科目，如何进行之处，亦已拟定办法，呈请校长核准”，暗示学生“静候校长解决”[21]。可见，真正让郭沫若引为强援增加底气的是他满足了文科学生“撤换不良教师”的要求，获得学生的支持。

不论是布告还是写给褚民谊的公开信都透露出，布告发布前文科学生虽多次提过撤换教员的要求，郭沫若却一直打算“以待暑假”再行“瓜替”，并不想有大的革新举措。郭沫若虽称择师布告“情理两宜”，但从各方对择师布告的言说与反应看，恰好显现出布告本身难以实现“情”“理”两宜。因而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是什么契机让郭沫若甘冒“蔑视校章”之险，突然决定将原有计划提前以满足学生要求；革命阵营又如何应对由郭沫若挑起的择师运动的情理矛盾，其间又折射出大革命时代怎样的政治光谱。

二、“法良意美”：青年“运动”风潮

朱念民等文科学生致函郭沫若和郭褚二人发布公告的时间节点选择看似偶然，实则精心挑选。与此节点紧密关联的是彼时在广州召开的广东全省学生联合会，择师运动的引发、走向和结局都与此学生运动相关。

4月15日，广东省学生联合会假 “广大”礼堂举行开幕式；17日，学联会议组织起草《广东省学生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宣言》大部分篇幅都在讨论青年学生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作用，结尾却笔锋一转：“从我们在学校中所处的地位来看，殊不足以尽此重大责任，现在的学校都是校长教职员专制，财政不公开，学校行政学生不能过问，学生要组织学生会以谋自身利益”“课程多不切合实际需要，所学非所用，我们日常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社会科学尤为缺乏，至于学校设备如图书室”“更多不周到”[22]，而就在该日朱念民等文科学生致信郭沫若，要求“撤换不良教员”；19日，广东省学联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对于学生本身利益问题决议案》中说：“提议改良课程废除一切¨用有悖时代精神之科学，或酌为选科，加增各种于实际生活重要必须的科学”[23]。因此，20日，郭沫若与褚民谊在发布的布告中强调学生“求学之心，一片至诚”；致褚民谊函中，郭沫若也一再申言文科不合理的课程设置与为学生之心。这并非只是据时间点的契合作的推论，郭沫若和褚民谊两人本身就深度参与了学联大会：14日，郭沫若和褚民谊受广州学联之邀，参加欢迎各地代表大会，先后做讲演。郭沫若的演说词还被《广州民国日报》摘要发表。欢迎会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讨论和通过学联大会的主要决议案和宣言[24]。19日，两人出席“广大”特别党部与学生会共同举办的欢迎学联代表大会，褚民谊主持大会，郭沫若代表教职员致欢迎辞[25]。可知，看似偶然的郭褚二人的布告，实则是借了学联大会之势。

罢教潮发生后，“广大”学生的反应极为迅速。黄希声致信褚民谊第二天，“文科及文科预科全体同学大会，讨论对付饭桶教员联合罢课问题”[26]，成立专门应对罢教潮的“广大文科革新委员会”，通过的《文科全体学生宣言》（下文简称“《学生宣言》”）和《广大文科革新委员会宣言》（下文简称“《委员会宣言》”），基本确定了风潮的走向和最终解决方案。《学生宣言》与《郭沫若致褚校长函》同在4月26日的《广州民国日报》“广大文科学院风潮续志”栏刊发。《学生宣言》认为文科部分教员“在学识上，既不能给我们以相当的帮助，在思想上，亦不能为我们之指导”，肯定布告以学生为中心的公心；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罢教教员以“牺牲文科学生的学业”为代价谋个人饭碗之私心。对罢教教员，《学生宣言》提出的基本处理办法是，除部分“可以为我们之指导的”“良好教师”外，不能容纳“毫无学识的饭桶教员”[27]。不过，《学生宣言》发出后，效果并不理想：一方面，校长褚民谊认为“校务初定，不宜再闹风潮”，连日斡旋调停[28]，并试图让郭沫若妥协取消布告；另一方面，学生介入后，引起罢教教员的强烈不满，遂召集“文理法医农各科教员到者百余人”，商定应对之策，要求罢免郭沫若学长之职，并要挟说“倘学校不能于二十八日以前完满答复，决一致停课”[29]。“广大”学生为此又发表《委员会宣言》申明对风潮“坚持到底，誓不妥协”的三条解决原则：“（一）不阻碍褚校长郭学长之改革计划；（二）不维持不良教员之饭碗；（三）不使褚校长郭学长难堪而驱之辞职”，并明言“无论任何解决办法”“出之于任何方面”，只要不与以上原则相违悖，“本委员会皆可容纳”，反之则“绝对不能容纳”。这似乎只是给风潮的解决定下基调，尚留比较大的转圜空间。不过，《委员会宣言》又提出具体解决办法：“不良分子黄希声等十五人，良以害群之马，在所必除，而尸位素餐者，在所必驱”[30]。褚民谊只得顺从“本预科全体学生”公意，致函郭沫若说“罢课教员中，有石光瑛等十一位，为良好教师，请求挽留”，“照旧到校授课”[31]，至于黄希声、杨寿昌和彭尧祥等十五位罢课教员则予以解聘驱逐。至此，郭沫若和“广大”学生在文科风潮中已占尽优势。不过，被驱教员并未死心，“仍以郭沫若擅更校章，捣乱课程为辞，请教育会主持公道”。教育会对郭沫若的布告和被辞教员虽各有责备，但“似有意维持被辞退教员之席位”[32]。在国民政府对文科教授的处理“准如”褚民谊“所请办理”[33]的情况下，教育会的介入显然无法改变已成之局。从《学生宣言》到《委员会宣言》，再到风潮的具体解决，“广大”学生在风潮发生之初只是表明自身的基本立场以支持郭沫若，随着风潮的扩大和校长褚民谊的妥协摇摆，学生的态度也渐次明朗强硬，并决定具体教员的去留，学生可谓深度介入了“广大”校务与行政管理。校长褚民谊最终也只得根据学生提供的名单决定教员去留，这或许也是他在致郭沫若的信中以“俯顺公意”来略表不满的原因。而郭沫若的布告因允许“学生从新自由改选科目，以避免其不满意之教师，而就其所满意之教师，法良意美”。至此，从布告发布到进入尾声，文科风潮十天左右就基本解决，成为“广大”“成立后第一次教学改革的成功尝试”[34]。

与1925年底“广大”查办风波引发的风潮相比，文科风潮不论在解决速度还是在结果，都比较令人满意。1925年底，“广大”校长邹鲁被免职后，38位教授又集体辞职，引发风潮[35]，在国民政府的全程干预下也用了两个多月才迎来代理校长陈公博；而文科风潮却十天左右就被平息。两次风潮虽有范围大小之别，但学生介入后为何就能成功“运动”风潮，且短时间内就取得满意结果，仍值得进一步思考。这从学联代表大会中可窥知一二。4月中旬的学联代表大会既是一次“联合”的大会，又是一次对青年学生队伍进行清理净化的会议，无论是与会代表的确定还是顾问的聘请都是如此。15日的欢迎会上，国民党中央青年部代表说现在表面上虽有“两个学生联合会”，但实际上只有一个是“为民众利益而奋斗”，“所以这个学联会是革命的”，而另一个学联则是反革命的[36]。因此，革命的学联代表大会，一方面“指定同志包围代表”，使多数代表左倾，另一方面揭露“反动分子”“分裂统一运动之罪恶”，“请愿中央，惩办反动分子”领袖，将其踢出局。褚民谊也以“广大”是 “革命的学府，不容反动派集会”为由拒绝为反革命学联提供集会场所。据中共广东共产主义青年团报告，此次与会代表中，中共及其外围组织“同志占百分之三十，民校占百分之六十”，保守估计“左派代表约占百分之八十”[37]。这个数据是可信的。邹鲁为抵抗共产主义青年团创办了民权社。民权社领袖毕磊及其中坚分子，在学联代表大会前后纷纷左倾，右派社团仅剩孙文主义学会。此外，学联所聘顾问甘乃光、黎樾庭、许崇清、陈公博和恽代英等，都是当时有明显左倾色彩的国民党或共产党人。因此，不论从学联代表大会的操作过程还是结果看，左派青年基本掌握了广州学运的领导权，学联“成为左派的组织”[38]。也就是说，经过学联代表大会的清理与选择，广州及“广大”的左翼阵营变得更加“纯净”。与1925年底的“广大”风潮的局势相比，文科风潮前后的各种派系虽仍盘根错节至为复杂，但左倾氛围已比前者浓厚了不少。这不仅使文科风潮趁势而起，还成为解决风潮的主要力量。

若对被解聘教员的经历稍有了解，将发现文科学生所谓的“不良教师”并非完全以学识新旧论，而是应革命政治而生的修辞术。研究者多依照《学生宣言》和《委员会宣言》将黄希声视为“顽固守旧教员”之首[39]。事实上，黄希声的学识不仅不旧，反而比较新。黄希声是美国加利福利亚大学教育心理学硕士，五四时期与蒋梦麟、胡适及汪精卫等人组织以“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40]为宗旨的新教育共进会，共同编辑《新教育》杂志。1921年，黄希声受汪精卫之托，借鉴欧美学制起草广东省学制报告[41]。1924年2月，孙中山分别给廖仲恺和邹鲁发出训令，令二人筹备成立国立“广大”，邹鲁为筹备处主任[42]，筹备处下设6个特科委员会，黄希声任文科委员会委员。“广大”成立后，黄希声除肩挑教育系和哲学系主任外，还任文科选课指导委员会委员、图书馆委员会主任和学生纪律委员会委员等职[43]。可见，黄希声被定为“守旧教员”不免有些牵强。“广大”筹建过程中，黄希声虽算不上举足轻重的核心人物，但也不能忽视他对广东省尤其是“广大”现代学科设置及图书馆建设方面所起的作用[44]。显然，教育的新旧并非判别教员良与否的标准，倒是对文科风潮进行跟踪报道的《时报》认为“郭沫若亦为接近共产党者，遂缮发布告”[45]的观点值得重视。《时报》倒也不是空穴来风，郭沫若在风潮前后确实与中共外围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团接近[46]。吕芳上甚至认为，1926年4月“广大”的风潮是“因学联选举，使C.Y.及孙文主义学会派冲突引起”[47]。尽管简单将此次风潮归咎于C.Y.和孙文主义学派间的冲突略显武断，但可将其视作左派与右派之争的具象化。文科风潮虽以“饭碗”问题和教员良否形式表现出来，实则是两派将各自的政治理念延伸至教育领域后产生的争夺。风潮具体解决中“广大”学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其背后的政治势能才是推动学生运动风潮的动力。

三、情理两宜”：党化教育与“革命名流”

4月22日，“广大”党部召开党员大会做了三条与文科风潮相关的决议案：“（九）援助文科同学择师运动，（十）拥护为学生谋利益之褚校长及郭学长改革文科计划，（十一）普遍择师运动于全校”[48]。“在经济上，党部捐助文本预科革新委员会经费二十元，后来又发表五月十日的宣言，申明此次风潮的意义”[49]。可见，“广大”党部从始至终参与到文科风潮中，将文科革新视为党务工作的重要实绩。国民党党部也自觉将教学领域的革新运动纳入党务工作。郭沫若或许并未料到各级党部会迅速施以援助，将文科革新纳入党化教育布局，向全校推广。

在此有必要追溯一下文科革新前，国民政府在“广大”推行党化教育的大致状况。这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文科风潮快速演化为党化教育的内在动力，也能更好地了解郭沫若在这一演化链条中所起的作用及影响。“广大”是孙中山一手创办，被视为国民党“唯一培养革命人材之所”。邹鲁掌校期间，“广东大学所培养之人才，乃未能满足党及政府之所需要”[50]。国民政府对此深为不满，1925年下半年，借改“广大”为中山大学之机，派调查委员会调查“广大”，试图掌控与改革“广大”。《广州民国日报》作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喉舌，配合国民政府对“广大”校长邹鲁进行连篇累牍的讨伐。10月31日，“党务消息”栏刊出的《党籍校长会开全体大会》说“（一）各学校内之各级党部为训练党员之主要机关，本会同志，务宜利用校长地位，监导工作”，“（四）本党以党建国，各校直接（原文疑脱“受”——笔者按）政府之指挥，即间接受党部之指挥，各校课程应加入孙文主义一科，阐明党义，其课本请中央宣传部及青年部合编颁发各校”[51]。该报同日刊出一篇“广大”学生的文章认为邹鲁 “对党的观念或者浓厚，但因思想窒塞，所以他的手段，时变为开倒车”[52]。《革命与学问》指出“垂危的中国之要养成能革命的人材为紧要的”，但邹鲁“管理的广东大学课程中竟将三民主义除外”[53]，成为“反革命的大本营”[54]。

其实，将广东国立师高等师范、广东法科大学和广东农业专门学校三校合并为广东大学，作为国民党“训练革命人才”的大本营，本就出于邹鲁的提议[55]。邹鲁曾作为国民党青年部部长，对国民革命初期的青年运动不无功劳，说他和所掌的“广大”反革命，有些言不符实。邹鲁的问题并非反革命，而是不够革命。这不仅在于他对风风火火的工农运动比较冷淡，还在于他对联俄容共政策一直心怀异议，联合“广州中等以上七校的校长”，共同“防范共产党诱惑青年”，在“广大”更是亲自组织女权运动会、民社和民权社抵抗共产党及其外围组织[56]，防范共产党“侵教育权”[57]。回应“广大不能培养革命人才”的指责时，邹鲁说“广大”“要养成建设的革命人才”，而不是“三个月养成的什么讲习员”[58]。邹鲁的论点后来被38位集体辞职抵制国民政府的教授进一步发挥，认为“广大”改革“是中国学术上文化上的一个最大的损失”，明确提出“取感化主义，而不取党化主义”[59]的教育方针。这随即引发汪懋祖、吴稚晖等人批判党化教育，强调大学教育的独立性。广州国民政府看来这种教育理念与革命时代的要求方枘圆凿。这种观念培养出来的人才，并不是“国民党目前最迫切的需要”[60]。因此，从革命现实与党化教育角度看，邹鲁的抵制行为无疑客观上阻碍了国民党对青年的革命化教育，被以对“政府所实行之政策，往往藉端阻扰”“厚诬政府”[61]之过免职。

国民党改组后的革命策略调整和激进的革命氛围，使得推行党化教育势在必行。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借鉴苏俄革命经验，强调政治宣传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甚至夸张地说革命成功“宣传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要求重视“宣传的奋斗”这一“革命成功极快的方法”[62]。为此，国民党需对青年学生进行“党化主义”教育，培养国民革命所需的革命人才。这是孙中山出于革命现实作出的“策略”调整，后来却成为民国大学教育的基本内容，此时期的党化教育也被教育史研究者视为民国时期重构府校关系的转捩点。以此来看，汪懋祖等人强调教育独立性，与激进的革命氛围虽方枘圆凿，却也不无道理。但就中国的实际革命状况而言，孙中山的主张显然更符合国民革命时代需求。广州国民政府也将“学生完全党化”作为“广大”“改为中山大学”[63]的前提，强力推进党化教育。不过，邹鲁免职后，“广大”代理校长陈公博作为有政治抱负的政客，并未将精力放在党化教育的推行上。党化教育也就成为褚民谊接手“广大”就需提上日程的重要计划。可见，郭沫若应学生要求开展择师运动前，党化教育已经积聚强大势能，只是在“广大”没有实质性推进。

文科革新是触发党化教育势能动起来的契机。这个势能一旦触动，就在国民革命策源地的广州产生高山滚石的效应。据“广大”党部报告：“自文科风潮以后，广州市的学生，谁都知道赶饭桶”；市立师范“学生受了赶饭桶的传染，也开会决议驱逐不良教员”，第一中学“学生居然开会决议限教务主任于二十四小时离校”。“广大”党部认为这是“广州青年得到了革命觉悟的表征”[64]。“广大”党部在推进校务革新时，又重申了郭沫若发动择师运动的意义：“（一）谋青年本身利益之运动，（二）实现中山大学之运动，（三）打倒反动派之运动。文科风潮之后，择师之大义，已炳若日星，择师之运动，更淘涌莫当”，“本党部对此实深觉欣慰”[65]。

郭沫若触发的择师运动虽使党化教育在“广大”及广州得以展开，但并不意味着他在择师运动与党化教育中处于核心位置。郭沫若事后显然也不认为他在此运动中起重要作用，回忆录中只诙谐地说“吃了一次文科教授们的‘杯葛’”，但也并不能由此忽视此“杯葛”对他产生的影响。成仿吾在《创造月刊》《编辑余话》里说“不时袭来”的“广东大学文科的风潮”，扫尽了创造社诸君“创作的兴致”。郭沫若的“一篇《中国国民性与中国文学》写了一半，总没有时间继续下去，须缓一期”[66]。可惜的是，这篇写了一半的文章多半未作完，迟迟未见发表。

更为重要却又长期被忽略的影响是，郭沫若在文科风潮中的“革命”表现，受到“广大”党部的重视，为他在国民党内确立政治身份与地位积聚了资本。文科风潮尚未平息，“广大”党部就对郭沫若的革命态度予以肯定：“各科学长，只有文科学长郭沫若先生，很能帮助党务的进展”，“能够在重大问题发生的时候，有彻底的革命表示和主张”[67]。风潮结束不久，郭沫若就在褚民谊的介绍下成为国民党党员[68]。这是郭沫若在国民革命时期十分关键的事件，此后的一些连带性事件都与此相关，只是郭沫若在将《脱离蒋介石以后》编选入集时删掉了此信息，使得研究者长期忽略郭沫若这一政治身份。此后，郭沫若频繁现身于各类革命性活动。5月3日，第六次农民运动讲习所在番禺开学，会议由林伯渠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毛泽东报告招生筹备经过，而参加者有政治委员会主席谭延闿、中央青年部长甘乃光、“广大”校长褚民谊等国民党要员。从《广州民国日报》所列名单看，郭沫若是唯一以“学长”身份参加此会的人。这或许是出于林伯渠或毛泽东的邀请，但也有可能是“广大”党部对郭沫若的关照而作出的特别安排。5月29日，郭沫若受邀参加“广大”特别党部二十一分部专修学院党部成立大会，并作讲演[69]。6月初，国民党广东省青年部夏令营成立以“讲究革命理论及经验，以推动国民革命之进行为宗旨”的讲学班，郭沫若为该班讲授“革命与文艺”。值得注意的是《广州民国日报》的排序，郭沫若之前是吴稚晖和顾孟余两位有影响力的学人，分别讲授“科学与人生”和“政党政治论”，其后的是陈公博、甘乃光、蒋中正等重量级党政人物。这样的现象也出现“广大”党部在6月8日为所开设的政治研究班聘请的教授名单中。排在郭沫若之前的是吴稚晖、顾孟余和陈启修，而位列其后的是甘乃光、陈公博、张太雷和何香凝等国民党名流。作为官媒的《广州民国日报》，应十分注重“论资排位”，一再报道郭沫若参与的革命大会，将其排位靠前，不乏刻意宣传的意味。而郭沫若在《广州民国日报》上的形象，确实已由南下广州前的“有革命精神之文学作家”悄然转变成“革命名流”。

四、“文学家的革命者”与名流的悖论 

从南下广州前后的选择看，郭沫若更看重的是具实践性的“革命”而非“文学”，也一直试图实现从文学家到政治家或革命家的身份转换。但即便是到在“广大”发起了择师运动，郭沫若仍被视为“近代文学上负有声誉之人才”[70]。可见，对郭沫若身份的定位与想象，广州方面和郭沫若存在抵牾。择师运动后，郭沫若的形象从“文学作家”转变为“革命名流”，两者的冲突才形式上得以解决。不过，郭沫若成为“革命名流”的过程并非前文呈现的那般顺遂，而即便是“革命名流”郭沫若和革命阵营间仍存在疏离。

“广大”党部在报告中说郭沫若的“文字和演说，很能增加党化宣传的声势”[71]。其实，郭沫若到广东后就“不大有文章发表”[72]，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忙着讲演，声如破罐”[73]。据《国立广东大学讲演录》《国立广东大学周刊》和《广州民国日报》等资料的讲演稿和报道看，郭沫若到“广大”后共讲演了12次，实际次数应远多于此，其中9次讲演作于文科风潮后。通过这些讲演，将了解由沪到穗的革命外来者郭沫若即使通过择师运动获得革命阵营的认可，但两者间仍存在微妙难察的距离。

3月28日，“广大”文科为郭沫若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欢迎会以革命仪式“宣读总理遗嘱”[74]开始。这虽非专为郭沫若设计的仪式，却能将他的“主体经验和社会力量产生互动，并受到社会力量的形塑”[75]，使其与广州革命共同体联系在一起。郭沫若也被广州革命氛围感染，声称到了“平生所极愿到的”“革命策源地的广东”“是欢喜不过的事”，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向来是“由黄河流域至长江流域”，此后“长江流域以至珠江流域，将来也必后来者居上”[76]。可见，怀着国家革命南下广州的郭沫若[77]，很快融入广州的革命氛围中。这具体表现在讲演中“我”和“我们”的关系处理。首先，“我”的个人看法悄然置换为“我们”的集体观点，“我”成为“我们”的代言人。《文学与革命》中，“我”将“我们的国民革命的意义”阐释为“国际间的阶级斗争”，因而“对内的国民革命工作，同时也就是对外的世界革命的工作”。其次，“我”看似是“我们”这一集体中的一员，但“我们”实际和第三人称复数“你们”一样是外在于“我”的他者，是需要“我”加以革命启蒙的对象，讲演末尾说道：“我们对于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要根本铲除，我们对于浪漫主义的文艺也要取一种彻底反抗的态度”，“我希望你们成为一个革命的文学家，不希望你们成为个时代的落伍者”[78]。“我”与“我们”无论属何种关系，“我”都掌握着国民革命的革命真理，并以革命的阐释者乃至引路人的姿态出现。4月15日，郭沫若在广州学联欢迎会上对学生说：“第一战线上之农兵，正要我们知识份子去组织他指导他。各位同学们，我们的责任何等重大”[79]。作于4月22日的《由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写道：“我们现在来纪念这个五一劳动节，须要晓得我们的运动的策略是由经济斗争跑到了政治斗争”[80]。郭沫若到“广大”后已然认为融入了革命阵营，并处于和谐状态，自觉充当国民革命的布道者。

4月22日在褚民谊处看到黄希声等人的联名信后，郭沫若与革命阵营的和谐状态不仅被打破，还让他觉察到了危机，迫使他当天深夜写《我来广东的志望》重申南下动机。有意思的是，这篇受联名信的刺激而写的文章，并未直接回应黄希声等人的质疑，而是在中国现实、国民革命的情势中解释自己南下的动机。郭沫若在文章中首先声明自己是“抱着革命思想的人”“想在国民革命的工作上实际贡献一些棉薄”。不过，在“四处受着军阀和帝国主义双重压迫”的中国，“我”只能到“能担当国民革命这个工作”的“我们广东”。其次，国民革命是“很伟大的工作”，既需要“堪为栋梁的大木”，也需要“堪为地基的小砂小石”。“我到广东来的第一个志望就是想做这一点点儿的小砂”“小石”。由此，郭沫若强调了自己到国民革命策源地“从事革命”的目的。最后，“我们从事于革命工作的人”“负担着两种使命”：“一种是打破现代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其他一种是创造一种更高级的新的制度”。因此，“在这革命时代，我们对于破坏事业当然要尽力参加”，“对于建设事业亦不能不予作准备”。他推动择师运动的原因是“想把我们广大的这个文科，尽力地把他弄成一个近于理想的组织”，为“国民革命的势力将来统一了中国之后”，储备“建设新中国”的“文化的力量”。显然，郭沫若看来黄希声等人的诘难实际是否定他的革命性，让他觉得自己与革命阵营之间产生裂隙。因而，在《我来广东的志望》中，郭沫若在中国革命与国民革命的革命框架中，对“从事革命”的动机、发起择师运动的原因等都进行重新解释定位，赋予革命意义。他在文中也不断对自己的言行进行辩诬与正名：“我自己并没有什么野心，我自己也并没有什么依恃，我只是认定我们从事革命的人不能不以民众为前提，而我们从事于教育的人也不能不以学生为本位”。“我”的主体性不但需依靠他者即民众与学生才能得到确认，而且还能因他者而改变乃至否定自己：“假使我的行动与民众的利益发生冲突，与学生的利益发生冲突，我随时可以改，随时可以走，随时可以死”[81]。郭沫若对自己到南下动机及到广州的言行进行革命化解释，意在接受广州革命共同体的检验，获得革命阵营的认可，弥合罅隙。

随着学生的正面推动、“广大”党部的强势介入与引导、中央党部的默许与支持择师运动，风潮在短时间内得以顺利解决。郭沫若因此得到广东左派的进一步认可，被认为是“很能帮助党务”的学长。他与革命阵营间紧张微妙的心理疏离不仅很快随之消失，还很快再次融入“我们”中。不过，择师运动也给郭沫若洞察革命阵营尤其是青年学生团体内部冲突的契机。随后的讲演中，郭沫若再次以“革命”阐释者和指引人的姿态出现，对这些分歧进行批评与纠正。择师风潮平息不久，郭沫若在“广大”五四纪念会上反驳了“学生运动是没有结果的”观点，认为五四青年学生“赤手空拳，奋不顾身地抵抗帝国主义”，“打倒陆章曹诸卖国贼，收回青岛，拒签巴黎和约，都是学生运动的结果的明证”。不过，不少青年已有“不革命又不读书”和“专假借革命的名义，以出风头”的习惯。这些“习惯传染遍及青年界，影响于国民革命的工程”。可见，郭沫若择师运动后的言论，除根据自身对革命的理解，阐释与宣传国民革命外，还具有明显的现实针对性，有政治批评的特征。不过，郭沫若虽对国民革命策源的浮滑现象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但未达到反思的地步，批评的目的也只是将他们“唤醒”“到革命的道路上”，去“一致努力抵抗一切恶势力”。因为，在情势危急的中国，不仅要承继五四青年学生“独力与帝国主义搏战”的精神，还要团结一切力量，将战线“扩大到各阶级人民去” [82]。

6月21日起，郭沫若以准备进入政治部还未到任的身份，连续3天参加政治部战时政治工作会议，并被推举为北伐宣传队训练班委员[83]，到任后被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任命为宣传科长。随军出征前夕作的《革命势力的普及与集中》中，郭沫若将“扩大到各阶级人民中去”进一步解释为“革命势力的普及”：“就是要使一切民众革命化”“使一切民众都认清了自己的痛苦的原因，认清了自己的敌人……认清了须得共同来革命的必要”。这需要根据“全民众中间各种团体各个阶级”“知识程度”“利害关系”等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革命宣传策略，“使各阶级各团体都同受感化，同成为革命的团体”。在此基础上，通过“一切民众的言论、行动，都要力求统一”，使一切革命势力的行动都统一到国民革命的大蠹下。不仅如此，他还熟练地掌握了一套“革命”与“反革命”的言说方式：“凡为反对这种联合，或者破坏这种联合的人，便是反革命的人”，“这种反革命的人，这种反革命的言论、行动，是人人得而诛之的”[84]。从郭沫若此后的人生走向与际遇看，进入政治部的确如有学者所说给他留下了多重政治遗产[85]，但使此时郭沫若振奋异常的恐怕还在于他真正进入革命实践，成功实现身份转换。

7月20日，四川同志会在“广大”欢送郭沫若参加北伐。郭沫若特地穿象征革命的“中山装、武装、佩刀带，精神极佳”地参加欢送会。与会者“看见郭沫若武装参会，便说：‘创造社也武装起来了，中国革命一定会成功了’！”郭沫若却在讲演中却说自己“只会拿一支笔，如何去革命呢”[86]。从精心挑选的行头看，郭沫若对投身革命显然十分得意，谦逊的回应中却略显自得，他的携“笔”从戎也引起时人不少关注。22日，郭沫若随总政治部出发后，“荷笠”在《广州民国日报》副刊发表欢送词《给一个文学家的革命者的一封信》。文章发表后，“特群”以戏谑的笔调写了《革命闲话》批评“荷笠”的欢送词。“特群”认为“北伐是我们的本分事，不值得什么欢送”，但他也指出许多人欢送郭沫若“大概都是说欢送有笔的同志北伐”[87]。对知识分子而言，从军既有“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自我贬低，更有“黄沙百战穿金甲”的浪漫想象，是不同于书斋生活的另一种人生模式。因而，从军救国虽是国人应尽之责，本不应多作宣扬，但郭沫若携“笔”从戎在当时从军潮中又确实比较特殊。国民革命期间，南下广州参加革命的作家虽不少，但像郭沫若这样推动了青年军事化和革命化教育的新文学作家并不多，能像他的从军本身产生轰动效应，影响大批文学青年如汪静之、周毓英及潘汉年等投身革命的更是少见。由此可见，不论是知识青年，还是国民政府都未将郭沫若从军视作单纯革命行为，而是从各自的角度视为具有象征意味的符号。有意思的是，符号产生于郭沫若的参军行为，符号象征意义的生成逻辑却和郭沫若的文学家身份紧密相连。由此出现一个吊诡的现象，成为“革命名流”的郭沫若投身实际军事实践的特殊性，并非来自新获得的革命者身份，而是源于旧有的文学家身份。这意味着，郭沫若即使已被革命阵营吸纳并参加实际革命实践，但对革命阵营而言他仍是革命另类。

结语

郭沫若虽以吃了“文科教授们的‘杯葛’”的只言片语回顾其经历的择师风潮，但择师事件本身却叠加了青年动员、党化教育和国民党左右派之争的多重政治光谱。教育领域的择师运动很快受到“广大”学生、“广大”党部、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多方关注、推动和支持，作为“新气象之表现”[88]在“广大”乃至广东迅速普及。尽管择师运动存在“情”与“理”、“目的”与“手段”的冲突，但在激进的国民革命氛围下，各方更看重的是事件本身的合目的性，手段是否合情理倒并不那么重要。郭沫若处理择师运动的手段虽有违情理，但因应了学生的要求、与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布局相暗合，无意中推动了对青年学生的革命化教育。因此，对择师运动叠加的多层政治光谱进行历史化剥离处理，力图还原“文学家”郭沫若热衷欢迎和积极介入国民革命的“革命名流”形象，它的存在证明了郭沫若在政党政治和中国革命中复杂纠葛及尴尬处境。“革命名流”虽是对郭沫若革命活动的认可和革命者身份确认，但紧密关联的却是此前的文学实绩和文学家身份。后者决定了前者的独特性和革命效益，“革命名流”郭沫若确实影响了汪静之、周毓英、潘汉年乃至臧克家等文学青年投身国民革命。不过，成为“革命名流”的郭沫若并不意味着真正进入了革命阵营，融入与疏离的反复，显现的正是两者间隐微难察又难以弥合的缝隙。而广州革命阵营塑造“革命名流”郭沫若是需要“名流”带来革命效益，成为革命的招牌而非切实的政治军事实践。郭沫若此时却更倾向于从事实际革命活动，不失时机地携笔从戎，成为革命战士。“革命名流”从军成为革命战士遭遇革命现实后，两者间的裂隙就变得显而易见：一方面，郭沫若投身实际革命后，将诗人灵感之源的“感情”视为革命的原罪，自广东出发就“遏制着自己的感情”；另一方面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却因郭沫若主张枪决郭聘伯“以镇压反革命势力”的激进革命方式，给郭下了“感情家”[89]的恶评。因而，“文学家的革命者”这一夸赞之词指出不同群体对郭沫若的形象想象的同时，也恰如其分地道破“革命名流”郭沫若在国民革命中的尴尬境地。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不仅是国民革命时期的“革命名流”，在此后的中国革命中他也充当了类似角色。1927年3月30日，郭沫若前往南昌游说朱培德起兵革命，反对蒋介石。周恩来同日却在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特别委员会上“建议推举郭沫若为知识分子的领袖”[90]。两者不经意间的错位，或可作为理解郭沫若与政党政治及中国革命关系的重要视角。

注释：

[1] 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北新书局，1946年，第203-204页。

[2] 郭沫若：《北伐途次》，《宇宙风》，1936年7月1日第20期。

[3] 前者主要有易明善：《郭沫若在广州》（《郭沫若研究专刊》第2集）；金钦俊，梁山：《郭沫若在广东的若干史实》（《郭沫若研究专刊》第3集）；张志强，陈家新：《<广州民国日报>有关郭沫若在广州的报道》（《郭沫若学刊》1989年第3期）；后者主要有方仁念：《郭沫若与广东大学文科风潮》（《郭沫若学刊》1988年第3期）；邓伟：《“一次文科教授的‘杯葛’”——郭沫若与广东大学“择师事件”》（《郭沫若学刊》2005年第1期）；蔡震：《在与国共两党的关系中看郭沫若的1926—1927——兼论与此相关的史料之解读及补充》（《郭沫若学刊》2007年第1期）；张武军：《作家南下与国家革命》（《文学评论》2019年第4期）。

[4] 《广大学务之近讯》，《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2月3日，第11版。

[5]《一中学生组织反抗侵略同志会》，《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6月16日，第5版。

[6]《广大学生欢迎郭沫若——二十八日开欢迎大会》，《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3月26日，第3版。

[7]《文科同学欢迎郭学长大会纪盛》，《国立广东大学周刊》，1926年4月5日第46期。

[8]《广大文科生要求三事》，《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3月12日，第5版。

[9] 谭小莲，林水先等编：《广东大学青年运动及校务革新运动情况报告》，《广东青年运动历史资料（3）》，广州：广东省档案馆，1988年，第478页。

[10]《本校文科教授会议纪事录》，《国立广东大学周刊》，1926年4月19日第48期。

[11] 毅庐：《广大文科发生罢教潮》，《申报》1926年5月3日，第7版。

[12]《广大文科风潮之内幕》，《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4月24日，第6版。

[13] 毅庐：《广大文科发生罢教潮》。

[14] 毅庐：《广大文科发生罢教潮》。

[15] 申公理：《广大文科学潮的批评》，《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4月27日，第13版。

[16] 沫若：《我来广东的志望》，《中山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17]《广大文科学院风潮续志》，《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4月26日，第6版。

[18]《广大文科风潮之面面观》，《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4月28日，第6版。

[19] 郭沫若：《脱离蒋介石以后（四）》，《中央副刊》，1927年5月11日第48号。

[20] 邹佳良：《郭沫若北伐时期给孙伏园的一封信》，《新文学史料》2018年第3期。

[21] 庐毅：《广大文科罢教潮告一段落》，《申报》1926年5月6日，第7版。

[22]《广东全省学生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续）》，《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4月27日，第7版。

[23]《对于学生本身利益问题决议案》，《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4月21日，第6版；“¨”：原文不清。

[24]《学联会欢迎各地代表情形》，《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4月15日，第5版；《广州学联会欢迎各地代表大会——各代表演说词摘录》，《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4月16日，第3版。

[25]《广大昨日欢迎全省学联会代表》，《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4月20日，第7版。

[26]《广大文科风潮之内幕》。

[27]《广大文科学院风潮续志》。

[28] 毅庐：《广大文科发生罢教潮》。

[29]维岳：《广大学潮之扩大》，《时报》1925年5月4日，第1-2版。

[30]《广大文科革新委员会宣言》，《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4月29日，第7版。

[31]《广大文科罢课潮已解决》，《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4月30日，第7版。

[32] 毅庐：《广大文科罢教潮告一段落》。

[33]《褚民谊上国民政府呈》，《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5月14日，第6-7版。

[34] 黄义祥编著：《中山大学史稿》，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6页。

[35] 尚红娟：《革命党精英在“联俄”“容共”后的蜕变：“西山会议派”之再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137-149页。

[36]《广州学联会欢迎各地代表大会——各代表演说词摘录》。

[37]《团广东区委广东省学联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经过》， 广东学生运动史料选编：《广东学生运动史料选编（1923-1927）》（无出版社与出版时间，下同），第106-109页。

[38]《团广东区委粤区学运报告》，广东学生运动史料选编：《广东学生运动史料选编（1923-1927）》，第101-105页。

[39] 秦川：《文化巨人郭沫若》，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年，第187页。

[40] 《本月刊倡设之用意》，《新教育》，1919年2月第1卷第1期。

[41] 刘玉芬：《近代国人出国教育考察与中国教育改革》，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79页。

[42] 孙中山：《给廖仲恺的训令》（1924年2月9日）、《给邹鲁的训令》（1924年2月9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52页。

[43] 黄义祥编著：《中山大学史稿》，第18-39页。

[44] 黄福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国立中山大学（1924-1937）》，台北：中央历史研究院，1988年，第153页。

[45] 维岳：《广大学潮之扩大》。

[46]《团广东区委三个月来粤区学运概况报告》，广东学生运动史料选编：《广东学生运动史料选编（1923-1927）》，第113页。

[47] 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1919-1929）》，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第295页。

[48]《广大党员大会详情（二）》，《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4月26日，第11版。

[49]《广东大学青年运动及校务革新运动情况报告》，广东学生运动史料选编：《广东学生运动史料选编（1923-1927）》，第248页。

[50] 孚木：《调查广东大学之重大意义》，《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16日，第2版。

[51]《党籍校长会开全体大会》，《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31日，第11版。

[52] 天听：《我所要说的几句良心话》，《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31日，第4版。

[53] 何冀：《革命与学问——并正告广大学生此后求学的态度》，《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1月30日，第6版。

[54] 邹鲁：《告孚木》，《国立广东大学周刊》，1925年11月30日第33期。

[55] 邹鲁：《邹鲁回忆录》，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年，第106页。

[56] 邹鲁：《邹鲁回忆录》，第112-117页。

[57]《广东大学邹鲁反动函录》，孙道昌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1926）》，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1982年，第151页。

[58] 邹鲁：《告孚木》。

[59]《广大离校教授来沪后之宣言》，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12月11日，第1版。

[60] 梁明致：《广东大学与人才供求问题》，《现代评论》，1926年5月8日第3卷第74期。

[61]《免邹鲁校长职——宣布邹鲁阴谋及罪状》，《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2月2日，第3版。

[62] 孙中山：《在广州对国民党员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8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68页。

[63] 《广大专修学院改为试办之不确》，《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2月25日，第5版。

[64] 谭小莲，林水先等编：《广东大学青年运动及校务革新运动情况报告》，《广东青年运动历史资料（3）》，第480页。

[65]《广大党部革新校务进行——发出征集关于校务革新意见》，《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6月16日，第11版。

[66] 成仿吾：《编辑余话》，《创造月刊》，1926年6月1日第1卷第4期。

[67] 蔡震：《在与国共两党的关系中看郭沫若的1926-1927——兼论与此相关的史料之解读及补充》。

[68] 郭沫若：《脱离蒋介石以后（七）》，《中央副刊》，1927年5月23日第60号。

[69]《广大专修学院党部成立》，《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5月25日，第11版。

[70]《广大文科风潮之面面观》。

[71] 蔡震：《在与国共两党的关系中看郭沫若的1926-1927——兼论与此相关的史料之解读及补充》。

[72] 鲁迅：《两地书·八六》，《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33页。

[73] 成仿吾：《编辑余话》。

[74]《文科同学欢迎郭学长大会纪盛》。

[75] [美]大卫·科泽：《仪式、政治与权力》，王海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3页。

[76] 《文科同学欢迎郭学长大会纪盛》。

[77] 邹佳良，张武军：《郭沫若的南下与新国家想象》，《文艺理论与批评》2022年第5期。

[78] 郭沫若：《革命与文学》，《创造月刊》，1926年第1卷第3期。

[79]《广州学联会欢迎各地代表大会——各代表演说词摘录》。

[80] 沫若：《新发现的郭沫若佚文——由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学术研究》1982年第2期。

[81] 沫若：《我来广东的志望》。

[82] 郭沫若讲，甘家声记：《郭沫若先生五四纪念日在本校演讲辞》，《国立广东大学演讲录》，广大大学秘书处出版部印行，1926年，第24-27页。

[83] 《总司令部政治部战时工作会议之第二日》，《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6月25日，第6版；郭沫若进入政治部的人事关联，可参见蔡震：《在与国共两党的关系中看郭沫若的1926-1927——兼论与此相关的史料之解读及补充》。

[84] 郭沫若：《革命势力之普及与集中》，《鹃血》，1926年8月1日第4期。

[85] 蔡震：《北伐，开启郭沫若亦文亦政的人生模式》，《郭沫若学刊》2017年第2期。

[86] 《革命的欢迎欢送大会》，《鹃血》，1926年8月1日第4期。

[87] 《革命闲话》，《广东青年运动历史资料（3）》，第586页。

[88] 《广大文科风潮之内幕》，《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4月24日，第6版。

[89] 郭沫若：《北伐途次》（10-11续），《宇宙风》，1926年12月1、16日第30、31期。

[9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12页。

来源：《现代中文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