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杂谈｜古远清：快笔、快语、快人、快乐

刚刚过去的2022年12月27日，古远清先生在武汉猝然离世，享年81岁。哀伤之余，不禁想起关于他的一些往事——

古先生快笔如刀，痛快淋漓，而且不斩无名之卒，在同代乃至晚辈学人中，鲜有比肩，鲜有如此“恋战者”。其“好战”，在一团和气的文坛，造出了不少动静。这有他在《羊城晚报》上开设的专栏为证，以此称他为学术界的“牛虻”，不为夸诞。不过，若是要追问他，他可能会呵呵一笑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有快笔，也有快语。21世纪之初，在渤海之滨有一个著名作家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和古先生同时在座。这同样是一位我们非常尊敬的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名列前茅，我在自己的文字中也曾经对其作出高度评价。在会场发言中，有些学人急于用“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红学家”等为其作出学术定位，也有人称其为“骑手”和“旗手”。这当然是见仁见智的，文无定法，人无定观，坐在听众席上的古远清却按捺不住了，急忙举手发言说，“旗手可以缓称”，会场的火爆氛围迅速降温。

古远清把学问做成快乐的事业，他的快乐笑声是遮掩不住的，非常富有感染力。学术会议上，只要有古先生出席，会上会下就少不了热闹。会上，古先生经常以风格特异的学术相声代替发言，好在各个大学中文系都不会缺少靓丽女生，于是，与古先生搭档，鹤发梨花与美眉海棠同台表演，成为一景，给规范化程式化的会议进程增加了别样的快乐。

更大的快乐是“为书而生”。用古先生的话来说，“活着为了读书，读书为了活着”。“活着为了读书”，许多人都做不到；“读书为了活着”，因为读书而过上从容的生活，也非易事。古先生从16岁开始文学评论和创作，196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此后一直在做鲁迅研究和新诗研究，有很多成果。使他大放光彩的是他的台港和海外华人文学研究。1980年代，古先生编选的一部《台湾朦胧诗赏析》意外地发行过10万册，开启了他对于台港文学的不倦追踪之旅。许多年间，都说台港文学研究是“二古”当家，古继堂和古远清。多年来，古先生对台港文学资料最大可能地上下搜寻，以致有“资料库”之称，在他所掌握的世界华文文学的资料方面，在全国无疑是首屈一指的。

古先生的快人，还可以解作快于他人，以致有相熟的朋友戏称其为写文章的“刽子手”。他的研究成果，在学界有目共睹，仅从数量上说就是一个天量。我在中国知网上进行检索，他发表的各类文章有500余篇，在海内外出版论著50余种，完成各层级的人文社科项目多种，让人惊奇他的学术爆发力与持续性。我以为，这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常说的笨功夫，到台湾参加一次学术会议，他会借机把台湾各地的书店都跑遍，把他认为有价值的书刊杂志一扫而光，在二手书店中，也不会去和老板讨价还价，而是张开“血盆大口”统统吃进。手中有了足够的资料，写文章做学问左右逢源。做学问，会使笨力气，也会用巧劲儿，于是，古先生做学问就像滚雪球，越滚越大，快而不糙，敏捷高产。

快人，还在于他的为人爽快，助人为快。一次随同他做“嘉宾”的经历，让我感受到了他的热情和周全。2010年秋季学期，我在香港浸会大学做客座教授，在张爱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遇到古先生。会议结束，古先生说，你在香港要待几个月，应该和香港文坛打打交道，今晚香港作家联会举办迎国庆酒会，我们有几个人会去，你也一道去吧。我欣然答应。

没想到，甫一上路，我们几个人就走散了，只剩下古远清教授和我。是夕也，进入假期时间，正是港人出行的高峰时段，公共交通处处爆满，一行五六人，只能是分散行动。于是，在交通最为繁忙的下班时间，在都市夜晚的灯光璀璨人声嘈杂里，我们两人先坐中巴，后乘地铁，地铁的金钟车站，居然也和北京一样，连续过去两趟车，都没有能够挤上去——第三趟列车开过来，古先生断然地说，不能再等了，要不就迟到了。于是我俩硬着头皮，硬生生地挤出一个空间来。

到了北角的那家酒店入口处，有人在收费，一个人要交60港币。我掏出120元，说是我和古先生两个人的，收费者说，古先生是嘉宾，不必交费。于是，古先生忙前忙后，东讲西讲，一会儿从哪里找了几本香港的文学刊物给我，一会儿让酒会主持人把我增补到嘉宾的名单里做了介绍，一会儿又带我到几位重量级的香港作家那里打个招呼彼此认识一下。两鬓斑白的古先生，为了让我融入现场的氛围，忙个不停。

在抽奖的环节，忽然听到我的名字，我得到了一支金笔，高兴地走上台去领奖。对于以写作为生的我，这当然是一个极好的兆头。后来我一直想写一篇印象记记述当晚的场景，连题目都想好了，可惜因为事情多，未能写出。

返回途中，我告诉古先生，酒会进行中，他们的工作人员在酒桌上特意找到我，又把我交纳的份子钱返还给我了。古先生说，是啊，我和他们讲过了，我带来的客人，要还！